黄有光:在具体措施应该以效率挂帅?一块钱就是一块钱

发布日期:2022-05-14 06:0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你快乐吗?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?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?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?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。

  前两星期,我们讨论了摇号的效率上的损失,但很多人认为,至少摇号很公平。我们论述,其实摇号不但没有效率,也是很不公平的。现在,我们继续讨论如何有效地增加平等的问题。

  如何平衡效率与平等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大问题,笔者对这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。在个别问题上,应该以效率挂帅,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。所谓以效率挂帅,并不是不考虑公平,而是对平等的考虑,必须以不违反效率为原则。如果一项措施能提高效益,但会对某些人造成损失,以效率挂帅的原则并不排除对这些人的补偿,而是不允许为了公平或其他原因而不进行能提高效益的措施。即使由于补偿的困难而使这项措施非对某些人造成损失不可,也不可以用平等上的顾虑来反对这措施。

  有人可能认为,根据拍卖或让价格提升,只有富人才能够买到房子或车子,不公平。在市场经济下,由于人们有不同的赚钱能力,即使没有用不正当方法赚钱,也会有相当程度的不平等。但这是总财富或总购买力上的不平等,如果不平等程度很大,政府可能应该设法减少,可能应该设法多帮助低收入者。不过,这应该是设法提高他们的总购买力,而不是让他们可以去登记摇号买车或买房子。这只是让他们有一个花约一千元的投入,去得到百分之一的获得十万元的利益,净利益约等于零,没有好处。

  我们以前讨论过,人们有不同的赚钱能力的原因,包括幸运。由于幸运而造成的不平等,未必公平,所以可能需要政府去设法减少。如果用摇号,反而是去制造更多来产生不平等的幸运,哪里能够减少真正的不平等呢?何况还会把原有的经济剩余消耗殆尽,使富人穷人都不能获得净利益?

  在个别问题上,包括车号与购房号的分配,应该以效率挂帅,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。整体的平等政策,像多抽富人的税,多帮助穷人,可能会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,有反激励作用。但在个别措施的平等政策(包括摇号),也有反激励作用,又有额外的反效率作用,因此是不应该采用的。

  平等政策对激励的打击,是根据所有平等政策(包括没有违反效率的整体平等政策,和在个别措施上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)的总和而定。给定达致的平等程度一样,香港论坛58799。反激励作用也一样。如果有采取摇号之类的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,只能减少效率,并不能增加平等。因此,不论要达致任何程度的平等,都应该只采用没有违反效率的整体平等政策。比起这种在个别措施上以效率挂帅的方法,如果采用摇号之类的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,只能:在给定达致同样平等程度下,损失效率,使富人穷人都损失;或者,在给定同样效率水平下,得到比较低的平等水平。这就是笔者早于1984年就在《美国经济评论》(American Economic Review)上论证的(在个别措施上)‘一块钱就是一块钱’或效率挂帅的原理。【详见:黄有光2003,第六章;黄有光 (2011)。】

  不过,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,在实际经济中的应用,尤其是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不完善的国家,有很大的局限。如果在个别措施上采用效率挂帅的原则,使许多有效率的措施得到执行,可能使穷人损失,虽然富人的得利,在金钱上算更大,但在效用或福祉上可能较小,得不偿失,必须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上采用有利穷人的配套措施,才能保证社会福祉增加。不过,这个局限本身也有局限。那些造成整体的平等政策不完善的因素,大都在个别措施上也起作用。因此,如果因为整体的平等政策不完善,而想通过在个别措施上的平等考量来促进平等,除了会大量牺牲效率外,也未必真能达到平等的目的。例如,如果某些掌握权力的人,能够避免受整体的平等政策的影响,他们多数也能利用权力,来避免受个别措施上的平等政策的影响。

  像中国的情形,应该加强整体的平等政策,尤其是在除贫、照顾失业人士、落后地区的教育、避免通过滥用权力致富等方面。整体的平等政策加强后,就能够使人们比较容易接受,在个别措施上采用效率挂帅的原则,就能较大地避免许多为了局部与短期的平等,而大量牺牲效率的可悲结局。中国在除贫的重大成功后,应该可以加大在具体措施上的效率挂帅的政策,以便提高效率与平等。

  效率挂帅,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,虽然实质上并非右倾,但至少在表面上,这论点看来极端右倾,即使对右倾经济学家而言,也是过度右倾。因此,我那篇证明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文章,从1975年开始,先后被很多家期刊退稿,经过多次修改,到1984年才在《美国经济评论》上发表(Ng 1984),创下我本人的记录。

  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,或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原则的证明,应用了理性人的假定。但实际人有相当大的不完全理性的因素(详见Ng:2003)。这对效率挂帅的原则有什么影响呢?严格而言,须要在不完全理性的条件下分析平等与效率的取舍。不过,直观上可以看出,不完全理性的因素主要影响对效益的评估,在这新的评估下,不影响效率挂帅的原则。例如多数人高估金钱对福祉的贡献,加上相对竞争与生产和消费对环境的破坏,使人们用太多时间与精力拼命赚钱,而牺牲健康、友情、亲情等对福祉更重要的东西。因此,对环保、健保等的效益评估,需要相应提高,而不单是根据人们的支付意愿。

  原则上,不能排除可能须要考虑在具体措施上,进行一些调整,偏离效率挂帅,来应对人们的一些不是完全理性的行为。然而,实际上,这种调整,需要太多我们缺乏的信息,在执行上也有很高的行政成本。因此,考虑了这些信息与成本问题后,可行的最优政策,依然应该是在具体措施上,以效率挂帅。【参见关于次优与第三优政策的讨论(Lipsey & Ng 2017 a,b;Ng 2017 a,b).】

  我们以前说过,由于边际效用递减,穷人的一块钱比有钱人的一块钱更重要,这是否和在具体措施上,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主张相冲突呢?读者们,如果你们理解本文的要点,应该会回答这个问题。

  黄有光(2011).《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.

 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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